2020年4月15日，最后一支支援武汉国家医疗队——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返京。新华社发
日前，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务院国资委、政治工作部和湖北省委联合组建“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团。报告团由28名成员组成，涵盖了医务工作者、疾控工作人员、人民指战员、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物资生产保障人员等各个群体。他们绝大多数疫情期间工作战斗在湖北武汉主战场、抗疫第一线，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报摘发各位成员的报告，以此分享他们的感人故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习将伟大的抗疫精神总结为20个字“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我体会最深的是“生命至上”。
在大灾大疫面前，什么是最基本的民生？什么是最高的人权？那就是生命，而且是健康的生命。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在社区群防群控，坚持“不遗漏一个病人，不放弃一个病人”。我所在的医院有一位62岁的新冠重症感染患者，救治难度非常大，我们给他上了111天的ECMO，创造了世界纪录，几次出现大出血都抢救回来了，最后顺利康复出院。
抗疫已经9个多月，在较大的国家中，我国患病、死亡的比例世界最低。生命至上，从中央到地方，全民的指导思想是对生命的敬畏、护卫和捍卫！这次疫情使我形成一个深刻体会：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评价他们的政府好坏时，都离不开“能否改善他们的生活，社会是否安全；在大灾大疫到来之时，能否最大程度减少感染，减少死亡”。这次的抗疫斗争，充分证实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有活力的。
疫情还远远没有结束。目前，全世界患病超过3000万人，死亡超过95万人，许多国家仍然处于疫情发展状态，仅仅中国做好了防控，也不可能安全、稳定地发展，要进一步把“命运与共”提到日程上。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控制疫情发展，中国才可能真正稳定地发展生产，恢复生活。
中医药在此次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介入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经过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在这过程中我和我的团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对新出现的疫病，西医关注病毒，要破解病毒结构，搞清传播途径，才能研发疫苗和药物，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中医关注症候，明确病毒侵袭机体后，人体出现的反应、症状等状态。症候是中医处方用药的基础,新冠肺炎属于“湿毒疫”，它兼夹或风或寒或热或燥而发病。由此，我们很快制定出了针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原则，这为国家版诊疗方案中医部分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对于重症患者，我们强调中西医结合救治。中西医结合救治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这也是我国重症率、死亡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采取了以中医药为主的综合治疗，使患者症状明显减轻，特别是轻症转为重症的比例显著降低。此外，严格集中隔离、普遍服用中药，有效阻止了疫情的蔓延，显示了中医药早干预、早阻断的优势。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应对突发疫情中医药介入模式，形成临床救治与科学研究协同攻关机制和应急状态下中药新药发现模式及关键技术，通过文献研究、临床经验和现代化的组分中药高通量筛选，成功研制了宣肺败毒颗粒，入选国家推荐的“三药三方”，在全国推广应用。
我们初到武汉时，当地核酸检测力量非常急缺，日检测能力只有350例左右，3天才能出结果。虽说我们受领的是疫情研判、病原研究、流调溯源、疫苗研发等应急攻关任务，但我们当即决定，先把核酸检测的担子挑起来。仅用一天时间，我们就完成了帐篷式负压移动检测实验室和检测平台的搭建，每日检测样本能力达到1000份以上，而且当天就能出具结果，这对当时处于瓶颈期的武汉核酸检测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和团队成员一致感到，攻下疫苗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于是，我们科学制定疫苗研发路线，快速完成了新冠疫苗设计、重组毒种构建和安全质控条件下的生产制备。通过3条技术路线并行，优中选优、快中求快，仅用常规流程的一半时间，就按照国际规范和国内法规要求完成疫苗研发制备。为了验证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我和部分团队成员带头接种了疫苗。根据临床试验要求，需要定期抽血检测，每次要抽8管血。由于大家长期连续奋战，经常抽到一半就抽不出血了，只能停下来喝点水、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再接着抽,有时要来回折腾好几趟，耗费一两个小时，等血抽完了整条胳膊都变成了紫黑色。
现在，疫苗Ⅲ期国际临床试验正在有序推进。回顾在武汉的113天，我们每天都是从睁开眼一直忙到凌晨三四点钟，就这样日复一日坚守在与疫魔对垒的岗位上。我坚信，只要保持这股劲头，在科研道路上就没有攻不下来的娄山关、腊子口。
金银潭医院是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最先打响的地方。医院257名党员，争相奔赴急难险重岗位，没有一个逃兵。南六病区主任陈南山临危受命，参与两个病区建立，最多的时候一个人管理三个病区近百名病人。南六楼重症隔离病区医生涂盛锦和同在隔离病房做护士的妻子曹珊，将11岁的儿子交给家人，主动把酒店房间让给外地援助医生，把医院床位让给同事。夫妻二人从大年初一开始，以车为家，在汽车座椅铺成的“床铺”上睡了近一个月。
大年三十晚上，我去重症病区查房。刚走进病房，一名60多岁的盲人患者一把抓住我的胳臂问我：“你是张院长吗？”我很惊讶。
老人说：“我虽然看不见你们，但我听得见。我听得出哪些是医生的脚步，哪些是病人的。每当我听到你们的脚步声来了，就感到很安心。而你的脚步声，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新冠肺炎是一个全新的传染病，在全力救治病人时，我们还有一项艰难的工作，那就是病理解剖，而这需要逝者家属的支持。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是，从2月16日开始，一周内先后有18位家属捐献了逝者的遗体。2月21日到22日，我们的医生冒着极高的感染风险完成了5例逝者的遗体解剖工作，这也是全球最早开展的一批新冠肺炎遗体解剖。负责解剖的同事说，我们要对得起这些献身的英雄人民。
作为一名医生，一名普通的武汉市民，我的内心始终充满了感恩之情。我们为了抢救病人不顾一切，而背后鼎力支撑我们的，是整个中国。
在天津对口支援湖北恩施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中，有的夫妻都在疫情处置一线，有的家里有需要照顾的父母和孩子，还有朝气蓬勃的90后……无论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没有丝毫退却——他们是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队。
就是这支队伍，第一时间与当地同行开展疫情趋势研判，绘制恩施州疫情地图，并提出了按照县市、乡镇和村居进行风险评估的模式，为应对疫情、复工复产提供了科学依据。无论是半夜还是凌晨，只要发现阳性病例，便第一时间进行流调和排查，为迅速控制疫情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了挖掘可能存在的隐患，他们翻山越岭深入隔离点、看守所、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进行调查和指导，高强度开展核酸检测工作，高峰时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在疾控队大部分队员撤离回津后，20名骨干留下来帮助恩施州开展疾控大培训和复工复学疫情防控指导，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的网底。
我们只是全国几十万疾控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只是履行了疾控人应当履行的职责。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们还是会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2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楼下给小区居民搬运蔬菜,听见楼上有人喊：“没药吃怎么办？”听这声音，是楼上的一个老婆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基本的吃的有了，但是药还没办法送进来。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吃药。所以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多备了点药。但是，还有很多人断药了。
当时我在运菜，并没有回应老婆婆，她可能以为没人听见，其实我听见了。回到家里，我和十四岁的女儿还有妻子说，我想去做志愿者，想办法给这些人弄药。在志愿者报名系统开通的第一天，我就报了名。
很快，病人的电话一个个打过来，要我给买什么什么药。我记录好后就出发去药店。我一般都会多跑几家，好比对价格。跑得多了，几家药店的价格基本上都门清了，一说要买哪个药，我就知道去哪家买最便宜。有时候，我也会厚起脸皮跟药店的人“扯皮拉筋”，希望药店的人给我的病友打个折。
我以前干过很多份工作，都是为了生活，从来没有一份工作像这次一样，让我感觉自己这么有价值。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一篇报道，里面说“生而平凡，凡人微光”，感觉一下子写进了自己的心里。我是一个凡人，但我也可以送出微光。
在ICU工作的52天里，我们救治的病人很多，但有一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叫老程，转入ICU病房时生命垂危。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治好他。但是，该怎么治？在他之前，和他类似的危重患者极少能闯过这一关。
每天下午三点，同济医院学术报告厅都会召开疑难病例讨论会，老程是我们讨论最为激烈的病例，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上不上ECMO，以及什么时候上ECMO。作为护心小分队的ECMO技术负责人之一，我决定上，而且要尽快上。尽管救治风险极高，但如果不拼死一搏，老程几乎生还无望。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倍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手术后老程病情好转，成功撤除了ECMO。撤机那一刻，我忍不住欢呼起来：“老程，你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活过来了！”这一幕打动了很多人。
老程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一个人的救治几乎动用了同济医院所有的医疗力量，而这样的事，在武汉、在湖北，每天都在发生着。
只有把社区防线守住，才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2月17号，为期3天的大排查开始了。我服务的社区是武汉市最大的公租房小区之一，有5235户8230人。这是一场不分昼夜的战斗。21名社区工作者和21名下沉党员干部“白天敲门、晚上数灯，逐户逐人、监测体温。”第一天完成了3000多户近5000人，第二天完成了2000多户3000多人，第三天查漏补缺。
大排查的一天深夜，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桂书记，你快去看看我妹妹吧，她快不行了！”挂断社区居民黄女士家人的电话，来不及多想，我一边协调车辆和医院，一边往她家赶。凌晨1点多，经过紧急救治，病人暂时脱离危险。后来，她被确诊感染，经过精心治疗后康复出院了。4月9日，她给我发来短信：“谢谢！你们的帮助让我战胜病毒，重获生命！”
后来，经常有人问我：“你们每天东奔西跑，不怕感染吗？”我们也是血肉之躯，怎么不怕呢？可在服务居民时，听到大家的一声“你们辛苦了”；上门入户排查时，还没有说明来意，门里就传来“是你们啊”，我们还怕什么呢？
敲开紧闭的家门，打开认可的心门。你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就会把你记在心里。
正月初一，温岭这座热闹的城市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被恐慌、忙乱的氛围笼罩住了。作为志愿者，我和队友们想：“我们能做点什么？”有队员想到一个问题：现在医院有很多透析病人，原来靠公交出行，现在公交要停运，怎么办？于是，我们决定开车送病人去医院。我把招募信息发到群里，起初担心没人报名，但微信群里不停闪烁的回复，像一簇簇火苗瞬间点燃了我。
我们的战疫口号是“蓝红丝带·火速相伴”，每辆接送车上张贴标志，系上蓝红丝带——醒目的装备不仅想给志愿者提气，更是希望有需要的病人迅速找到我们。
每天凌晨起床，天黑乎乎的，有时候还下着冰凉的雨，路上一片沉寂。说实话，一个人开车在不熟悉的环境跟病人接头，搀扶病人上下车、进医院，往疫情风险最大的医院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但是，一见病人看到我们后那喜悦的表情，我们就又充满了力量。
今年年初，看着每天更新的疫情动态，我萌生了去武汉前线年的护理工作经验，但当时正好因个人规划辞了工作，没有工作单位，没办法随医院“大部队”前往抗疫一线。就在这时，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招募具有医疗资质的医生和护理人员组成医疗队进驻武汉市第七医院特设病区，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2月18日，我几经辗转，终于坐上了前往武汉的列车。当时，武汉站已暂停服务，我向列车长说明了情况，希望能在列车经停武汉站时让我下车。他们虽然答应了我，但也提醒我千万想清楚，下车后再出去就很难了。我坚定地对他们说：“是的，我下车！”最终，我成了那趟列车唯一在武汉站下车的人。
大家都说，我们是逆行英雄，其实我们只是坚守职业、履行职责的普通医护人员。在应对疫情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一名护士应有的担当，也是对这一职业最大的尊重。
今年年初，我和公司的几位工作人员坐上了去北京的“专列”。之所以叫专列，是因为当时那趟去北京的高铁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这次行程的目的，是把疫情防护物资和请战书交到北京301医院。当我们赶到北京时，301医院正在加盖1000平方米的发热病房，急缺大量的保洁人员，我当下就向医院领导申请：交给我们！
回去之后，每一位党员同志都争着抢着要按手印，往前冲——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使命，也是作为员的荣耀。后来，我们又带着物资和请战书，10天走了5800公里，去了32家医院，为他们送去感谢和慰问。
在隔离病区，我们的保洁员负责清理病人的呕吐物、餐食垃圾、大小便、医疗垃圾，背上50斤的消毒液来回做消杀，每一天都要连续工作10小时以上。我们的党员突击队员们和医护人员一样，都是英雄！
在打响武汉保卫战的两个多月里，我每天最头疼的是怎样瞒着爱人外出采访。为了不让她担心，我想了一个办法：每次外出买菜买酒精，只买一两天的量，然后以采购为理由出去采访。二月初的时候，最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爱人出现了反复低烧、咳嗽的症状。在跟父母的视频通话中，他们发现了此事，认定病毒是我从外面带回家的，把我一顿痛骂。我非常愧疚，也非常害怕，赶紧再三保证不再外出采访，即使出去也坚决不去医院。但实际上，怎么可能不到医院采访呢？我索性带着她一起住到了记者集中隔离的酒店，戴着口罩一边照顾她一边忙工作。好在后来确认她只是得了流感。
在这个战场上，我采访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他们为我上了一堂堂现实党课，我想努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这些现实党课，让我在伟大抗疫精神的洗礼中擦亮了一名党报记者的初心、一名员的初心。
疫情期间最让人感慨的一次采访，是全力抢救崔志强。65岁的崔志强从2月底得上新冠肺炎就上了ECMO，一上就是60多天。这期间，“重症八仙”每一个都在他床旁守护过。到4月初，当老崔撤掉ECMO肺功能就丧失、家人已放弃希望的时候，肺移植医生陈静瑜没有放弃，卫健委为他组建了全中国最顶尖的肺移植团队，准备做换肺手术。
老崔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真是五味杂陈，兴奋在她爸爸还有一丝希望，揪心在根本没钱去支付手术费用。当她和母亲做好卖房的打算时，医院告知她们不用花钱，国家来付。手术后，医生护士没日没夜地守护在老崔身边，帮他度过最艰难的身体排异期。他没有了吞咽、发声功能，医护人员就像带婴儿一样教他，老崔终于能坐、能站、能笑、能交流了。虽然老崔在9月初还是离去了，但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坚强，和一个国家对于每一个生命的珍视，让人肃然起敬。
在武汉的3个多月，从星夜兼程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到争分夺秒建好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以及似乎是一夜间“变”出来的方舱医院和各个隔离点，中国带着这个国家在进行着艰苦的绝地反击，让人心生敬意。我们的采访报道，汇聚起来的不仅仅是信息，更是信心，是力量。
面对疫情，我们福祥社区组建了4支入户排查队伍，开始了“敲门行动”。第一轮排查时，我们请居民开门签承诺书，有的居民在家里戴着口罩和潜水镜，有的隔着两道门和我们对话，拿我们当“移动病源”看待。面对居民的不理解和担心，我们想尽办法在线下摸排的同时，开展“线上福祥”打卡报平安活动，引导居民要“严防”但不“恐慌”。
慢慢地，居民开始支持理解我们。有时候我们中午顾不上吃饭，就有居民送来自己煮的茶鸡蛋和糖葫芦，并跟我们说：“只有你们把身体保护好了，才能保护更多的人。”辖区内，有的商户主动送来消毒液等疫情防控急需物资，有的餐饮企业主动将后厨储备的蔬菜瓜果免费发放给居民，大家在齐心协力抗疫的同时，也凝聚起浓浓的“邻里情”“街坊情”。
1月底，我参加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支援武汉，下了飞机就直接奔去金银潭医院ICU病房。还记得那天早上救治一个病人，我在他床旁待了大概三四个小时，想尽了救治的办法，最后却发现效果很有限。从这以后，我开始每天跑在武汉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院之间。
面对未知的病毒，抢救危重患者就如同与死神角力。2月4日晚，协和ICU刚刚启用，第一位转入患者极度呼吸困难，必须马上插管，而病房的三级防护装备尚未配齐。一面是生命垂危的患者，一面是防护不全暴露的危险。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我成功为患者行气管插管，既有效改善了患者病情，又帮助大家克服了恐惧心理。
作为专家组成员，我深知身上的担子很重，我们的判断性命攸关。在与病毒的遭遇战中，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履薄冰的态度，总结出早期气管插管、积极吸痰、俯卧位通气、ECMO治疗等原则并迅速推广，尽全力挽救每一个病人。
1月23日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武汉建设火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正好在我的辖区，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第一个报名申请到现场参与执勤。当夜，从全国各地赶来4000多台车、7500多名施工人员和上百台挖掘机开始平土。他们短时间内全部集中在3.4万平方米的建筑工地和工地门前5公里长的道路上，如果不科学有序地疏导交通，极易发生拥堵，延误工期。我和战友们有序地引导每辆工程车进入工地，不停地在工地和周边巡逻防控，为的就是医院早一点完工，早一天投入使用，更快地挽救生命。
在火神山医院执勤，见证了太多的感动。有一名来自湖北阳新的工人骆名良，在危险的时候来到火神山，干了6天挣了7000多元的工资。他拿到工资以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把钱全部买成了牛奶，捐赠给一线的医务人员。事后我得知，他的家庭并不富裕，这次捐赠得到了全家人的同意。
奋战在工地上的7000多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说着不同的方言，但是心里都有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早日把火神山医院建好。火神山，让我看到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更有中国人民的担当、中国人民的团结。可以这么说，这里没有山，但有山一样的人们。
这一辈子我也不会忘记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新冠肺炎患者时的感受——“那是一种沉重又充满希望的特殊气氛”。
一天中午，对讲机里紧急通知：一位70岁的女性患者病情加重，立即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心电监护、吸引器、呼吸机还未来得及摆放到位，就听到病人通道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负责转运的医生对我大喊：“病人突发心跳骤停，立即急救！”。我快速跳上病床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跟着病床快速推移。插管、吸痰、接呼吸机、固定……我一边按压，一边透过已模糊的护目镜看着病人苍白的面容，为她打气。当抬头看到监护仪上的曲线再次波动时，我更加明白：每一次奋力前行都关乎着病人转危为安的概率。哪怕是万分之一，我们都要竭尽全力。
在火神山医院，我也有过很多感触柔软的时候。有一个重症女患者，在插管治疗下恢复得很快。有一天终于等到了拔管，看见虚弱的她躺在那里，嘴里剩有残留的分泌物，我用湿纸巾细心地擦拭着她的牙齿、舌头、嘴角。擦完的那一刻，我看到病人眼角溢出了泪水。虽然她不能对我说话，只是用眼神注视着我，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是温暖的，这让我感受到人性的纯粹、美好。在这场和新冠肺炎病毒作战的战场上，医务人员和患者就是并肩作战、亲如兄弟姐妹的战友。
我们河北人爱说一句话：首都是祖国的心脏，河北就是坚实的胸膛。近年来，河北公安致力于建立环京“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外环省界，第二道是省内纵深，第三道是环京外围。“三道防线”依托数百个公安检查站，层层过滤风险隐患，为保卫首都安全贡献河北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省各地超常规启动了1330个检查站点。大年初一零点零分，全省展开进京车辆人员检查检测，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在河北牢牢筑起。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大考。检查站查什么？怎么查？如何做到人车痕迹“可回溯、可追踪、可倒查”？每个问题都是严峻的现实考验。我们是警察也是战士，这1330个检查站就是我们的阵地。发现过滤的每一个风险，都是为人民守护平安。
在这场持续230多天的阻击战中，全省“三道防线”民警辅警作出了感人至深的牺牲、奉献：有的警医家庭夫妻齐上阵，有的两代警察父子同执勤，有的穿着尿不湿坚守岗位，有的妻子临产、儿女生病不能守在身边照顾……说起家人，我们也会愧疚自责，但面对职责，我们必须勇于担当。
虽然身着厚厚的防护服，却依然阻挡不了我们与时间赛跑的脚步。记得有一次，我所在的楼层氧气流量突然不够，氧气总阀持续报警，两名危重患者岌岌可危。等不及医院工人的到来，我们几个女护士拖着一人多高、一百多斤的氧气瓶，穿过19楼长长的楼道，再乘电梯到底楼，灌满后重新拖回19楼。当患者闭着眼睛戴着氧气罩，大口呼吸并向我们举起大拇指时，我看到了被需要的信任。
没有一个春天不曾历经寒冬的淬炼。我一直坚信，正在经历疫情寒冬的每一个生命，会因为我们的细心呵护走过严冬，静待花开。病房里有一位80多岁的李奶奶，一个月内失去了丈夫、妹妹，唯一的儿子也在隔离中。孤独、绝望使得她拒绝与任何人沟通，我们想尽办法让她吃饭、喝水、说话，她不理睬也不配合。“奶奶，我可以抱抱你吗？”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已经用力抱住了她。李奶奶愣住了，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她缓缓地抬起了手，轻轻地回抱住了我，无声地哽咽着……这次之后，李奶奶不再拒绝我递过去的汤匙，不再拒绝一日三次的口服药。一个拥抱，让我深切感受到，护理工作护的不仅是命，护的更是人心。我们的职责就是用护理的专业和温暖，让生命之花绽放得更加美丽绚烂！
2月12日凌晨两点，值班护士打来电线床的陈大爷血氧饱和度突然不到85%，现在怎么办？”我一边电话指导值班医生进行抢救，一边穿衣赶往医院。当我赶到病房时，陈大爷已陷入昏迷。我将插管插入气道中，陈大爷突然开始剧烈呛咳，大量病毒飞沫直接喷在我的防护面屏上。我深知自己随时会被感染，但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患者呼吸逐渐顺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暂时脱离了危险。
紧急抢救呼吸衰竭患者就像是百米冲刺，每一秒都生死攸关；等患者一点点恢复生命体征时，又像跑马拉松，几天几个月都要守着。5天时间、120个小时，老人给氧浓度从100%下降到80%、60%、40%，最后成功“脱机拔管”，转到普通病房。陈大爷是我们在火神山医院第一个抢救成功的气管插管危重病人。
危重症病人不是靠一个人救活的，而是靠整个团队的力量抢救过来的。长时间疲劳作战，大家的眼睛熬出了血丝，腿脚也有些浮肿，有的队员经常靠着墙角就睡着了……可大家没有抱怨和放弃，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只要有1%的希望，就必须用100%的努力，决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生命！
今年2月初，口罩成了最紧缺的物品，口罩机也是一机难求。我所在的国机集团承接研制生产口罩机的重大任务，从零开始，跨界研制。然而，时间紧急，缺技术储备、缺原材配件、缺熟练工人……所有人心里都没底，但所有人都没有退却。
2月10日，首台口罩机总装完成。随后几天，设备调试遇到瓶颈，大家想尽各种办法都没能让设备正常稳定运转。现场气氛逐渐凝结成霜，除了设备运转的声音，只能听到沉重的呼吸和自己焦急的心跳。大家重整旗鼓，对照图纸研究，网上搜集视频学习，互相交流，继续尝试……那几天，连吃饭睡觉时各种数据都在我眼前晃。越是搞不出来，我反而精神越兴奋，越想跟难题“较劲儿”。经过不断尝试，2月18日凌晨，我参与调试的平面口罩机终于顺利过关。听到设备稳定运转那种有节奏的“咔嗒”声时，我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这个难关跨过去后，大家越来越有干劲儿——10天研制首台套平面口罩机并完成压力测试！20天生产100台套！30天生产200台套！所有人的努力只为了一个目标：更快更好地为人民生产口罩！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时，身为一名90后和党员医务工作者，我第一时间报名。第一次进污染区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在清洁区更衣室逐层穿上防护服、隔离衣、手套、鞋套、护目镜和防溅面屏，各种不适感逐一涌现。从清洁区进入污染区要逐次通过五扇防护门，每推开一扇门，紧张就增加一分。当最后一扇门“啪”的一声关上，我站定几秒钟，平静呼吸，用力扫视了一番眼前的景象：床边是迫切需要救治的患者，身边是携手并进的战友，而病毒就可能藏身于一呼一吸之间。来不及多想，越来越多的患者到达病区外，医生护士相互配合，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将患者逐一安排到不同病房，采集病历信息，及时给予对症治疗，记录患者诉求。四个小时很快过去，等要出污染区的时候，发现刚入病区的那些不适不知何时早已忘记。
在武汉抗疫前线奋战的日日夜夜，每一天都刻骨铭心。那段难忘的战疫青春成为我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在武汉经历的一切都将在今后不断激励我们青年医务工作者，牢记医者的责任和使命，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
2月6日，我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通知，作为防控组社区防控专家组组长，驰援武汉。2月7日实地考察时，我发现当地社区防控还存在很多漏洞，如果不把“水龙头”拧紧，感染者会越来越多。经过两天一晚彻夜无眠的思考，我带领专家组立即向地区指挥部及中央指导组汇报，并提出建议：严格对小区进行封控管理；生活垃圾分类消毒管理；超市人流管控，推行“菜入社区”；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在听取了我们的相关意见后，武汉市江岸区等第二天及时发布公告，落实小区全封闭管控政策。
在武汉的51天，我和其他队员一起走访了377个街道、500余个小区、16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所有的隔离点，协助指导转运2万余名确诊患者，并提出1275条建议，基本都被当地政府采纳。我们组织起草、审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基层防控指导意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社区手册》，制定《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工作快速评估方案》，培训基层工作人员。
在这场疫情中，广大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用无私的坚守护佑着群众健康。我的搭档张灿友，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隐瞒了到武汉支援的事，每次跟家里人视频通话，都要提前布置背景，以免被发现。在武汉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团队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凌晨三四点，工作群里依然有人回复，有人响应。我们用实际行动，为打造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刚到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时，我也怀疑，十天能建起一座医院吗？但我们建设者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我所在的工区只有一条进场通道运输材料。一天晚上，为了优先铺设地下管网，断了路，工区成了“孤岛”，吊车进不来，剩下的15个箱式板房无法吊装。“扛进去！”党员刘贤栋率先喊道。15个箱式板房足足37.5吨，就这样被我们的党员突击队手抬肩扛地搬了进去，节约了整整4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医院交付使用后，需要有建设者留下来保障医院顺利运行。这又是一场生死考验。接到这个任务时，指挥部让我们在场的25个人写下纸条，表明自己是不是党员，愿不愿意留下。纸条被一张张打开，22张写着“是党员，留下”，另外3张写着“不是党员，也要留下”，没有一个人退缩。
如果你问我，怕过吗？实话实说，怕过，但也只怕过一次。因为一场暴雨，负压病房风管连接处有所松动，病房内负压略有下降，将会导致污染区的空气流通到清洁区，危及医护人员安全。我立刻拿起防护装备参与维修。风管被打开的那一刻，温热的室内气流扑面而来，我脑子“嗡”了一下，心想该不会“中奖”吧，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有3位从病房去CT室做检测的病人路过，刚好目睹了我们的维修过程，停下脚步朝我们说：“谢谢你们！”这温暖的一刻，让所有的恐惧瞬间消逝。这种“赌命”时刻都经历了，我们在火神山还会怕什么呢？
为了摸清楚新冠病毒这个狡猾敌人的套路，我和同事们经常穿着防护服“泡”在各个病房里，仔细询问每一位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的感受，认真分析他们不同阶段的病情变化，精细制定“一人一策”治疗方案。
1月22日，我们收治了一名30多岁的患者小徐。当时，他的各项检查指标显示属于轻症。3天之后，我在查房时候发现，小徐在平静时呼吸频率加快，查看记录发现血氧饱和度比之前有轻度下降，于是问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说“还好，没有感觉呼吸困难”。但是经验告诉我，他目前的状况可能是一个假象，病情随时会加重。我当即决定，除了给予抗炎和加强吸氧治疗外，马上上无创呼吸机，每2小时一次不间断观察病情数据，对面色、神态、呼吸频率以及语言、动作进行严密监测。一天、两天……担心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我开始在心里打鼓：难道是判断错了？也许他线天的早上，护士突然报告：患者呼吸困难！我赶紧跑过去，发现小徐的各项监测数据都极不稳定。好在经过治疗，5天后转危为安。
我和战友们连续作战，结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指南和武汉市其他大医院总结的救治方案，撰写出《中部战区总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为后续进入一线抗疫的医生们提供了规范的诊疗指导。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第一天接收患者时，很多队员都有些紧张：与患者密切接触会不会感染？该怎么救治患者？能看得出来他们心里有压力，我对他们说：“作为军人，冲锋向前，职责所在。这次冲锋，我们集全国之力救治同胞，这是一种荣誉。我是党员，又是老兵，我有经验我先上！”13名队员跟上我，穿戴好防护服，毫不犹豫走入“红区”。
面对超高强度工作,一投入便什么也顾不上,只能拼命往前冲。在“红区”里，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患者身上，不知不觉已在“红区”待了5个小时。根据当时的感控要求，我们一次进入“红区”不能超过4个小时，所以护士长特别着急，通过对讲机不停地催我们出来，生怕发生意外。但大家还是坚持检查完再出来，不把所有的患者情况了解一遍，我们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此时对于我们和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进入病房前，我还特意在胸前防护服上写了“主任”两个字，不是为了博人眼球，就是希望病人能看见我的职务，知道我们在用最好的资源来对他们进行救治。“红区”的一位病人问：“我能被救活吗？”看着他渴求的目光，我也顾不上其他，给了他一个拥抱——这个拥抱就是给患者的定心丸。我告诉他：“我们来了，你不用怕，一定要相信我们，信心是最好的良药！”
春节前夕，我从武汉回到湖北公安县老家过年。刚到家，我就听到离汉通道关闭的消息。情况紧急，武汉最需要医护人员，而我们医院化验室本来人手就紧张。回去！我必须回去！可一打听，所有去武汉的公共交通都停运了。“就是骑自行车，我也要回武汉！”我对爸妈说。
我一边规划骑行路线，一边办理通行手续。在村委会，工作人员问我：“开了路条，可你怎么去？”我说：“骑车去。”他以为听错了，我又说了一遍。就这样，他在“车牌号”登记栏里写下了“自行车”三个字。
第二天出发，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人。骑到荆州长江大桥，自行车不让过，我只好把车寄存到桥头的一家副食店。走过大桥，我到处找去武汉的车，可是哪里有啊？搭不上车，我找了辆共享单车，继续赶路。下一个目标，是70公里以外的潜江。
天上下起小雨，风也特别冷。我没有雨衣，冰凉的雨滴打在脸上，不一会儿手就冻僵了，可羽绒服里却是一身汗。我一会儿骑一会儿推，夹杂着雨点的风肆意地打在脸上，说不出来的疼。终于骑到潜江，这时天已经漆黑。在入城的一个卡口，我遇到几名警察。他们帮我联系了住宿，还为我找到了第二天开往武汉的顺路车。2月3日中午，我搭乘顺路车就近在汉阳下了车。一碗泡面下肚后，又骑上一辆共享单车。下午6点，终于看到了熟悉的金口街。
4天3夜！300公里！我终于回来了！简短地给父母报个平安，我换上防护服，立即回到工作岗位。听说了我的故事，同事们纷纷为我点赞。我说，“因为我姓甘，所以不怕苦。”
援鄂期间，我们共救治了332位危重患者。我们团队曾成功救治年龄最大的103岁新冠肺炎老人，也救治过远嫁武汉半个多世纪的上海老奶奶。
高治愈率的背后是拼命。3月4日，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很快得到500多个点赞。就是这张截图，这是我的学生——来自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余跃天，他跪在地上、趴在病床边为病人做胸腔引流术。这一跪，体现了医者的本能——为了确保患者的安全和健康而努力拼搏。
刚到武汉时，武汉三院的医生说：“我们要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好好回家。特殊的危险的操作，我们自己做。”我们非常感动。后来在微博上有一封流传很广的武汉三院黄波医生的长信：“上海的老师们常常连续奋战，每日从早到晚忙着分析病情、查房会诊、提供诊疗指导、院感及质控培训、心理疏导……常常午饭也没有时间吃一口。”有一次,队员李庆云医生到下午1点40分还在给医生们做医疗指导，顾不上吃饭，黄波医生把早已冷却的盒饭热了又热，多次强劝，李庆云才被迫坐下来扒了几口饭。由于时间紧迫，饭还没吃到一半，就又急匆匆赶去开疫情防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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